一直以来，自己既满足于自己对教育的追求、发展、收获，又一直痛苦于对现实的无奈，心中的苦闷无法言表，文笔的拙劣难以表达。前几天，看到新教育月刊中登载的《凌月，樊强，郁青青》，梁卫星六十多苦闷几乎与己等同。
我要给所有的学生播下自我净化的种子，应当说，我的高密度课堂、频繁的读书交流以及班干部民主轮值，给孩子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两三个月后，我看到大部分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思想、言论、行为，的确有了质的改观，他们变得更友好、温情、平和了，他们也变得更深思、理性了。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让我乐上天，因为我也发现了随之而来的分裂动荡。有学生给我写信说，老师，你让我们明白了这些，可这些与我们的生活是相反的，我们若按着这些价值观去为人处世，我们的人生会很苦的，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是啊，这是一个天问，我的成功实质上就意味着我的失败——你醒了，你就很痛！你按照这些去做，你就会很失败！我知道这是他们共同的疑惑，而我没有答案。是的，我没有答案，尽管我还是这样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教育。然而，已经有学生动摇了。有的把我所教给他们的当做一种纯粹的知识接受下来，出了课堂，他们就忘记了这些，处世还是按照世俗的方式——我的人文教育在他们那里成为了一种冰冷客观的旁观者式的知识，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世俗智慧发达的，则更是把我的人文知识变成了一种在朋友同学面前垄断话语权的资源。执着的如我一般愚笨的则陷入了忧郁与彷徨之中，似乎是我毁了他们的生活。这一切是我始料未及的，当我现在写下这些时，我没有办法说我多么心痛，因为我其实已经麻木了。我本以为我催生了那些即将闷死的花蕾，我本以为我会看到百花争艳的胜景，然而，我的第一届学生就让我明白，夭折竟然是他们的宿命！而看着他们夭折则是我的宿命，这是怎样难以承受的苦痛啊，我只有麻木！
我自诩要做不让自己憎恶的人，我自诩要为学生播下自我净化的种子，结果呢，无论有没有播下种子，他们都一样地没能形成真正健康快乐的生命伦理。多年以后，我看到了《死亡诗社》。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屏幕前，随着尼尔的自杀与基廷老师的离开，我的泪悄然流下。我知道，对尼尔之死，基廷是满怀伤痛与歉疚的，如同我对凌月们的人生一样，我们并不能百分百地无愧于心。我不知道，离开的基廷，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在凌月与樊强之后，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再也没有过丝毫自信，于是就陷入颓废与玩世。有时候，我又想，做一个痛苦的人总比做一头快乐的猪好。要做人，在这样的时代，总得有代价。凌月们的人生是值得的，她们选择了这一条路，就得承担选择的风险，我这样想的时候，便从无力与无奈中拔出身来，又一次开始了所谓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努力。这两种思想此消彼长，此长彼消，互相纠缠，支配了我此后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摇摆在颓废与振作、自责与平静之间，我的生命弥漫着难以言说的苦涩。而在这苦涩中，缠绕着无数学生挣扎的青春，禁闭的肉体，压抑的生命。他们可感可触可怜可惜可悲可痛可恨可恶的生活强有力地渗入我矛盾动荡的生活之中，形成了我喑哑深沉的生命之河。穿过我黑暗沉郁的生命之河，我看见泅渡上岸的学生们虽然各各不同，但呈现在他们脚下的路却极其有限。走在这几条有限的路上，他们的人格慢慢分解积淀最后融入我们这个时代的几种典型的大众化人格。
十多年来，我目击的人格变态实在太多了，我再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能力承受了。驻足于自己的生命之河，举目两岸，我看到无法计数的生命之花，相继凋残枯萎。而我，这个最初自诩要不自我憎恶的人却总是身不由己地卷入这些正常人格死亡的悲剧之中，扮演着一个极其尴尬的角色。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尽头？回首自己走过的十多年，我从最初“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坚定，到后来执着于给学生播下自我净化的种子，再到后来彻底丧失自信，日甚一日地堕入颓废，再到现在勉为其难地做自己明知无用的努力，我的教育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坠线。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还是那个自我净化的人。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为那些已然夭折的花朵们和我已逝的生命唱一曲挽歌，也算是为我未来的岁月和未来的花儿献上一曲深沉的祝福。
面对同行的无奈、甚至是颓废，自己无言。
